本文作者
向立山，1945年出生，1964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68年~1975年参加援建坦赞铁路，1975年~1979年参加修建大型引进项目湖北省化肥厂，1980年后在湖北省外事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
作者：向立山
从1968年11月乘车途径坦桑尼亚进入赞比亚算起，到1975年5月乘飞机离开坦桑尼亚，我三进三出坦赞两国，经历了两年的野外勘测和四年的铁路施工，也就是说，从24岁到30岁，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是在坦赞铁路上度过的。我是如何参加援建坦赞铁路的呢？事情要追溯到当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即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毕业分配。我是1964年在嘉鱼县一中毕业被北外录取的，据当时的招生简章，北外属外交部主管，学制为五年。但是，我在9月初到学校报到时，却分到英语系三年制的“专修科”。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为了早一点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以备进联合国急需，于是创办了“专修科”，挑选在中学没有学英语的学生，用创新的“听说领先”的教学方法，在三年内“速成”一批毕业生。我们年级一百多名学生事先毫不知情，报到后才知道成了“试验品”。
1966年6月，我们被卷入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革命运动”中；外交部派出了由副部长刘新权任队长的“工作队”进驻学校，但不久后就被撤销，对立组织应运而生，1967年11月14日血染校园。周恩来总理责成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采取措施，事态获有限遏制。1968年8月，校园里更乱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开始进驻，恰在这时我们开始进行毕业分配。记得有两个分配名额是去位于天津的铁道部第三勘测设计院（简称“铁三院”），工作是援建坦赞铁路。那时我对坦赞铁路一无所知。那一天填写援建坦赞铁路志愿的选择，决定了我一生生活的轨迹。9月初，我拿着毕业分配的介绍信，离开了生活四年的北外校园，和同学王永生一起，前往铁三院援外办公室报到。我们被告知，两人被分配到赞比亚勘测设计队总队，要做好在非洲干六年的思想准备，中间每工作两年后可以回国休假两个月。援外办的同志在跟我和王永生谈话时，还介绍了坦赞铁路的基本情况和援建坦赞铁路的重要意义，特别强调坦赞铁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决定的援外项目，希望我们不要辜负组织的信任，一定要为毛主席争光。我们来前，早有高我们两届的北外毕业生分配到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和铁三院，翻译了大量有关坦赞铁路的技术资料；对6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的选拔和培训工作也早已完成，而且有两批人员已经乘船到了坦桑尼亚，正在进行野外勘测。第一批赴赞比亚的人员已经整装待发，我们属于第二批。接下来是政治学习，援外办安排我们照相办理护照和去北京出国人员卫生检疫站打针，为的是预防霍乱和黄热病。做完了出国前的前期准备工作，援外办批准了我们大约15天的探亲假，要求10月中旬前后，接到电报后立即回来。探亲结束返回铁三院后，立即安排到北京王府井出国人员服务部置装，发给出国人员的置装费是300多元，必须全部用完，不足部分自理。规定每人定做一套毛料的中山装礼服和买一口皮箱，除此以外，我买了两套涤卡面料的军便服、一双皮鞋，一件风衣和若干内衣等，还有多余的钱买了够两年用的牙膏牙刷等日常生活用品。这一天是我出生以来花钱最奢侈的一天！离开北京那天，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在北京火车站安排了激动人心的欢送勘测设计队出征场面，我们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毛主席像章，不断挥动着 “红宝书”，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在一阵阵“向革命的援外战士学习！向革命的援外战士致敬！”的欢送口号声中，踏上了奔赴坦赞铁路的征途。11月2日，我们乘车离开下榻的广州宾馆，开向黄埔港，乘坐从法国买回的“耀华号”远洋客轮出国。两天前，从高音喇叭中传来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的消息，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街头巷尾狂热游行庆祝。我从小在长江边长大，见过大大小小的“东方红”客轮，但在黄埔港亲眼见到长150米、宽21米、高达8层楼的“耀华”轮真面目时，还是感到十分震撼，上船后发现它的豪华程度更是让我惊讶不已。在一阵阵长长的汽笛声中，“耀华”轮缓缓调头，朝着珠江口的方向驶去。这时，船舷和甲板上站满了人，我和其他的勘测队员一样，在激动的心情趋于平静后，面对着渐渐从视线中消失的广州，万千思绪开始涌上心头。我想起了1964年8月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那天天气很热，我光着膀子和妹妹向晓桂一起，在武昌县国营金水农场堆着一大堆圆木的院子里，顶着烈日吃力地用刀剥树皮，以帮家里解决缺柴烧火做饭的困难。这时邮递员过来了，递给我一封印有北京外国语学院字样的信封。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大学录取通知书。考上了大学当然高兴，高兴过后，首先想到的是去北京千里迢迢，家里哪里拿得出来钱做路费啊！一着急，眼泪竟然不由自主地夺框而出。我想起了二姐向双枝和姐夫王森福送我到武汉和在北外上学的艰苦日子。照理说，按我家的经济收入情况，我应该享受较高等级的助学金待遇。但是，由于农场办公室的负责人对我家心存积怨，在报复心理的驱使下，出具了一个对我十分不利的证明（多年后我才知道），致使我每月只拿到属于末等的5元助学金。当时学校每月的伙食费是15元5角，而家里每月只能给我寄10元钱，在那困难的日子里，多亏大姐向双桂、姐夫金贵辛和三姐向全枝、姐夫黄普生不时寄点钱接济一下，否则，生活会更难，同时会给家庭带来更大的经济压力。碰到没有钱买书或字典，我就在星期天吃早餐时拿两个窝窝头作为午餐（食堂里窝窝头不限量），因为每节省一顿午餐饭票可以退2角5分钱。我想起了我们年级教研室的老师，特别是我所在班的任课老师、上大课接触过的老师和年级辅导员，其中包括邓炎昌、吴千之、夏祖煃、胡文仲、周漠智、王晋熙、杨立民、陈恕、王立礼、朱永涛、沈叙伦和张毓林，等等。这些老师都是北外历届毕业生中的高材生，经过千挑万选留下来任教的中、青年骨干，有的已经是全国外语教育界的名人。能做这些老师的学生，真是我们这些学生的荣幸。遗憾的是，文革爆发了！由于派系的缘故，分别时不但年级和班里的同学没有留下个毕业照，许多人甚至反目成仇，直到分别也没有相互说一声“再见”。
我的家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八人，哥哥结婚后一直没有分家，三个姐姐虽然成家，因工作关系，不得不时常将孩子放在母亲这里帮着照看，因此，每天吃饭都是十多人。母亲把这么多人“箍”在一起，而且做到婆媳之间、妯娌之间和兄弟姐妹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吵，实在堪称一个奇迹。每到过年的时候，三个姐姐全家都要回来团聚。特别是大姐一家，不管刮风下雪，天寒地冻，都要带着年货，顶风冒雪走几十里路，如期赶到父母身边过年。一年的这个时候，是母亲最忙也是最高兴的日子。母亲自己没有上过学，为了让子女不当“睁眼瞎”，她说“宁愿借高利贷也要让孩子读书”。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家兄弟姊妹八个，至少读了小学，还出了我这个大学生。就我家的境遇，能做到这样实在不容易。我们家是母亲当家，父亲和哥嫂每月的工资如数全部交给母亲，家里日常生活所需的柴米油盐、父亲不可缺少的(劣质)烟和（散装）酒、孩子们上学的学费、家庭成员衣服鞋袜的添置，等等，都由母亲操心和打理。由于母亲精打细算，量入为出，安排合理，调配得当，按当地的生活水平，我们家算得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母亲一生勤俭节约，任劳任怨。除了洗衣做饭照看孩子，还要养猪养鸡种菜，每天从早到晚，不论是酷暑严冬，都在忙里忙外，累得腰弓背驼，额头的皱纹看着增多加深，一双手粗糙得像锯齿一样。我印象最深的是初到金水农场时，为了挣点钱帮衬家里一把，每天要帮四、五个农工洗衣；农场里摘棉花的时候，总是起早摸黑，带着全家人一齐上阵；为了解决全家人吃菜的问题，每到蔬菜最便宜的时候，就大量买进，做成各种腌菜和干菜。最难忘“大饥荒”的那三年。每天吃饭的时候，小侄女就守住锅铲不让人添饭。看着一家人没有吃的，母亲（还有嫂子左淑贤和姐姐向双枝）就在农场碾米厂开工时到“粗壳”（谷壳）房里筛糠，用筛出来的糠拿回去做糠粑粑吃。说是筛糠，其实筛出来的都是夹杂着灰尘的糠壳。在粗壳房里，糠灰充满整个空间，对面看不清人，呛得人要窒息。母亲在这样的环境里一筛就是两三个小时，出来时浑身都是灰，喉咙里的灰尘几天都咳不干净。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几乎没有坐在饭桌前吃过饭，每次吃饭都是夹一点剩菜，端着碗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吃。在闷热无风的夏夜，母亲总是不顾自己汗流浃背，忙着给孙辈扇扇子和赶蚊子。在寒风刺骨的冬天，只要一有空，母亲不是补衣服，就是纳鞋底，手冻得受不了，就放在“烘笼”上暖和一下……（“烘笼”是当时农村流行的一种带提手的陶制取暖器，下层放谷壳或木屑，中层放引燃下层的炭火，上面覆盖一层草木灰）当我凭栏北望思念母亲的时候，又一次想起了这次离家时的情景：含泪走了很远，我回头一看，发现母亲还站在高地上朝我走的这个方向张望，担忧着远行的儿子。此时此刻，站在船上奔向异国他乡的儿子也在为母亲的身体担忧：再过一个多月，天气就变冷了，母亲有哮喘病，发病后呼吸困难，咳嗽不止，彻夜难眠，这个冬天她又将如何熬过啊…… 船上的广播响了，船头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船尾是巨大的螺旋桨留下的翻滚浪花和由浪花组成的白色水带，水带一直跟随着前行的轮船，仿佛是我们这些远行人留下的对家人的无尽牵挂。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农村、没见过多大世面的穷学生，到了“耀华”轮这艘船上就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这艘船建造于1967年，总马力15000匹，最大航速19到22节，分为8层，排水量10298吨。头等舱乘客100人，二等舱100人，三等舱118人，属于当时世界最豪华的五星级邮轮之一。漫步船上，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处处都忍不住要感叹一番。特别要提的是船上的膳食，对我们这些没有享用过美食的人来说，都有一种提前过上了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感觉。出了珠江口就进入了南海，当天风和日丽，海面波澜不惊，“耀华”轮如履平地，在缎面般的碧波上飞速滑行。因为美军飞机和台湾军舰曾在这一带海域对“耀华”轮进行过骚扰挑衅，船员们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做好了应急准备。在后甲板一处用篷布盖着的地方，一直都有船员守立待命，听人说，盖在里面的是高射机枪。傍晚时分，船上广播里传出消息，前方有强台风横穿我们的航线，我船将开足马力，加速前进，争取赶在强台风中心到达前通过。广播还警告说，在遭遇台风期间不要在船内走动，更不要到甲板上去。听到这个消息后，北方“旱鸭子”普遍感到紧张，担心会晕船。我没有把这个消息太当一回事，认为自己坐小木船都没有问题，在这么大的船上更不会晕船。考验在凌晨时分来临。我本来睡得好好的，不知什么时候感到船在前后颠簸，从床上下来站立不稳，头晕晕乎乎的，胃也逐渐感到不大舒服，想吐又吐不出来。我看了看舷窗，只见阵阵海浪扑打而来，发出沉闷的响声。天亮了，到了用早餐的时间，可以容纳两百多人的餐厅，只有稀稀拉拉几十人。许多人一下床就左右摇晃，站立不稳，有的人即便起了床，也不想吃东西。更有的人吐了一夜，听说还有人吐血。船员对我们说，我们遇到的是九级台风，“耀华”轮已经放下了船两边的平衡装置，减少左右摇晃，再坚持几个小时就通过台风区了。我隔着餐厅的玻璃朝前方观看，只见波峰到来时，犹如海中出现一股神奇的力量，将我们的船高高举向天空，发出阵阵轰鸣；波峰过后，仿佛上天伸出一双无形的巨手，将船头压入浪谷，排空的海水顺势扑向甲板，试图将船头狠狠压住，并卷起令人胆战心惊的水沫，向着驾驶台的方向无情地甩打过来。随着“耀华”轮离台风中心区渐行渐远，到餐厅用餐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对于船上的援外战士而言，南海的台风可以算得上是援建坦赞铁路漫漫长路上遇到的第一次严峻考验。大概又过了两三天，我感觉晚上睡得特别香，早上起来人也特别有精神。到底出现了什么奇迹呢？原来我们已经靠近了新加坡，即将进入马六甲海峡。船在马六甲航行就像在平静的水库里航行一样，每个人都仿佛回到了岸上，感到特别的轻松和舒服，前后甲板上重新出现了欢声笑语。经过一两天的休养生息，开始进入了一望无垠的印度洋。船员告诉我们，到了10月底之后，印度洋将告别大风浪，逐渐恢复平静，因此，我们的这次航行，应该不会遇到大的风浪。还没有等我们高兴，船员又补充说，虽然海面不会风高浪急，但看似微波起伏的涌浪同样会使人晕船，身体不适应的人照样会呕吐不止。后来发生的情况果然应验了船员说的这番话。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放眼望去，深蓝的洋面看似风平浪静，但在航行的过程中，不少人由于涌浪引起船体颠簸感到头晕，恶心，严重的人更是感到五脏六腑如同翻江倒海一样，吃了吐，吐了吃。个别人进入印度洋后就基本上靠打葡萄糖维持生命，因为不能进食，胃里没东西可吐，开始吐胃汁，进而吐血了。后来我请晕船最严重的人谈感受时，他说，“真是生不如死”！在印度洋上的那些天，涌浪大的时候，我感到头重脚轻，吃饭胃口不是那么好，但总体上我还能抗得住，做到了每天坚持“早请示”和“晚汇报”。“早请示”的大致程序是：主持人（领：）“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停顿，合：）“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大家一边高呼，一边有节奏地挥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主持人（领：）“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敬爱的林副统帅”（停顿，合：）“身体健康！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动作同上）；然后按照主持人的要求，翻开“红宝书”第几页，第几段，集体大声朗读语录，经常选读的语录包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和“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学习结束后一起高唱《东方红》。“晚汇报”的程序和“早请示”大致相同，最大的区别是在结束时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在船上闲着没事，我常常到甲板上活动活动，或在船舷旁观看飞鱼。成群的飞鱼时而跃出水面，像受了惊吓的小鸟一样在水上竞飞滑翔，景象很是壮观。飞鱼是靠张开又长又宽的胸鳍飞翔的，在适当的风力下，能离开水面4~5米飞行200~400米。有一天早上，我在后甲板上竟然捡到一条飞鱼，使我有机会近距离观看到这种鱼类。在海面看似麻雀大小的飞鱼实际上有近一尺长，竟然有擀面棍那么粗！飞鱼可以在洋面上经常看到，但看到成群的鲨鱼则需要碰机会。我在有幸多次看到成群的鲨鱼后，进而想碰一碰运气，感受一下巴金在《海上的日出》中看到的美景。连续几天，我刻意起了几次早床，但都没有如愿以偿。这是因为，每次在日出的时候，如火的朝阳都被蒸腾的云彩遮盖了面容，等到掀起它的盖头来，太阳已经离开海面。经过十一天的航行，行程一万多公里，在印度洋面上，终于不时可以见到大型货轮的身影；又过了一天，海天的尽头，终于出现了陆地的轮廓。这时，从广播里传来了大家期盼已久的消息：在航行一万多公里后，我们即将到达此次航行的终点——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听到广播，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当然，最激动的是那些晕船十多天的人员，他们更为迫切地期盼这一刻早点到来。在以后的日子里，随着坦赞铁路进入施工期，工程技术人员运送任务的不断加大，增加了“建华”号、“明华”号和“光华”号三艘远洋客轮穿梭航行。坦赞铁路从1968年5月开始勘测到1976年7月全部建成移交，共派遣工程技术人员五万多人次，除少数人乘坐飞机外，工程技术人员全部都是这四艘远洋客轮往返运送的。坦赞铁路的建成，中国远洋公司广州分公司可谓功不可没。终于驶抵了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后来我们将其简称为“达市”）。 在此之前，已有两批坦桑尼亚段的勘测设计队队员分别于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十三日乘坐“耀华”轮抵达坦桑尼亚，并已开始了紧张的勘测工作。第一批赞比亚勘测设计队的队员已于十月中旬抵达赞比亚，正为我们的到来做必要的准备。“耀华”轮悬挂起了彩旗，在船的四周拉起了横幅，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临时代办周伯萍和坦桑尼亚政府官员一起上船欢迎我们的到来。文革中我在北外多次近距离见过周伯萍，他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面容慈善，谈吐儒雅，像一介书生，这是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时隔两年多以后，竟然在这里又见到周伯萍，不禁勾起了我对文革初期的记忆。那是在1966年6月，文革刚刚兴起，周伯萍当时是外交部派驻北外工作队的领导成员之一，兼英语系工作组组长。北外的工作组同派到北京各大、中学领导文革的工作组一样，因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七月底被回京的毛主席撤销，此后工作组成员于九月初被“揪”回北外批斗。大会批斗后，周伯萍被转到英语系批斗，接下来被造反派头头“勒令”在英语系宿舍楼每天打扫厕所，以示惩罚。周伯萍后来在《非常时期的外交生涯》一书中记叙了这段经历。他在该书中还写道：虽然他是以副部级大使身份调入外交部的，但对任命他为驻坦桑尼亚大使馆政务参赞，担任使馆临时代办，却感到“惊喜万分”，“沉浸在高度兴奋之中”，因为对他来说，这一任命既可摆脱被扣上“走资派”的帽子，陷入自己受折磨，家属跟着遭殃的悲惨境地，又能有所作为，不至于“长期靠边站，虚度光阴。”后来大批干部遭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证明，周伯萍能在1967年5月远离文革的漩涡中心，用他的话来说，“实在是莫大的幸运”。下船的那一天我们都穿上了置装时买的新衣，清一色的的确良短袖衬衣，涤卡长裤，胸前挂着毛主席像章，手里拿着“红宝书”，船上挂着用中文和英文写的标语：“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提着箱子走下舷梯，我们都感到依依不舍，有一种离开祖国环抱的那种难分难舍的感觉。乘车进入达市的途中，坦桑尼亚的首都给我留下了极为美好的第一印象：人黑、天蓝、云白、水碧、花红、草绿，这几种颜色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副难以忘怀的非洲风情画。还有那路边随处可见的昂首挺立、直插云天的椰树，它们头顶的树叶为大地撑起一片片绿荫，裸露在外的树根紧紧抓住脚下的泥土，使我联想翩翩。初到达市，安排我们住在东非大学。原来以为非洲“一穷二白”，想不到坦桑尼亚竟然有比北外不知要美多少的东非大学！最令我们每个人感到惊喜和荣幸的是，到坦桑尼亚的第一天，不仅亲眼见到了实实在在的芒果，而且亲自品尝到了芒果的滋味！三个多月前，毛主席把外国朋友赠送的珍贵礼物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个“珍贵礼物”就是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极为普通的芒果。“工宣队”接到毛主席的芒果后，随后在全国掀起了接力传递芒果、敬祝万寿无疆的激动人心的大潮，各地停工停产停课热烈迎接塑料芒果或蜡制芒果。没想到三个月后，我竟然在这里随便吃上了芒果，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是出国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人人都在写回国的第一封信中，向家人和亲朋好友们报喜，“分享幸福”。其实，我并不那么喜欢芒果的味道，不敢说出来。在东非大学短暂停留休整期间，使馆安排我们乘车游览了市容。客车在达市的繁华街道穿过，街道上往来的小轿车、两旁各色各样的商店、经营农副产品的地摊、还有头顶水果沿街叫卖的“货郎”等等，让人目不暇接。放眼看去，街道上少有高层建筑，但三、五层高的房屋色彩鲜明，加上夹杂着一些殖民统治时期留下来的具有异国情调的建筑，感觉比国内颜色单调、风格整齐划一的房屋更加吸引人的眼球。令我们感到惊奇但不敢流露出来的是，不管是大商店还是小商店，只要有钱，大米、白面、鱼肉、食油，布匹和日用品，统统都可以买到，而不像国内那样，不仅要凭票凭证定量供应，而且还要排成长龙等候。出国前对我们都打了“预防针”，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要“雷打不动”，“晚汇报”中结合参观谈学习毛主席语录的体会。大家踊跃发言，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好，不能让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短暂的休整结束后，随即乘坐大巴开往赞比亚。一路上印象最深的是经过米库米天然动物园时同各种野生动物近距离亲密接触，以及沿途所见绵延不断的、一眼望不到边的剑麻种植园。坦桑尼亚因土质和气候特别适合喜温热、耐干旱的剑麻的生长，被人称之为“剑麻之国”，这次有机会实地一看，证实了名不虚传。经过两天的长途颠簸，行程将近一千公里，我们到达了坦桑尼亚边境城镇通杜马。那一天，我国驻赞比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李振河从首都卢萨卡驱车一千多公里，和赞比亚有关官员一道，专程前来欢迎我们的到来，使我们倍感亲切和鼓舞。记得这天在现场担任翻译的是随先遣组到达赞比亚的陈谷华。后来知道，陈谷华是北外五年制的本科生，比我们早一年分配到铁三院，与他一起分配到铁三院并在赞比亚的还有袁锦德、尹振远、印卫国、候春晖、吴鸿钧、陈华昌、刘俊长和胡廷州等人。后来来的还有北京外贸学院的张国贤和北二外的李文政。我同所有这些翻译同事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这是因为，早在“耀华”轮上时，我就把“派性”扔进了印度洋里。现在回想起来，我们是11月20日进入赞比亚的，再仔细一想，那天碰巧是我23岁的生日。由于受生活条件的限制，我脑子里一直没有过生日的概念，也就没有想到这天是自己的生日。事实上，不知道从何年何时开始，我在填表时就把自己的生日写为11月7日，同苏联的十月革命节联系在一起，并从那时起，就一直将错就错，延续了下来。最近几年自己将生日改正后，觉得11月20日是一个十分有意义和值得纪念的日子。勘测设计队的总部设在姆库希。根据国内的安排，在坦、赞两国的勘测设计队的机构是各设一个总队和三个分队，总队的负责人依次为政委（兼队长）和副队长。赞比亚的政委是李金榜，来自铁道部，副队长王建邦、李光辉和总工程师高庆元，均来自铁三院。他们中李光辉（平时大家称他为“司令”，名称源自京剧《沙家浜》中的胡司令）和高庆元总工都十分平易近人，而李金榜和王建邦（他们的名字在当地报纸上出现时均为“Mr. Bang”）则显得有点严肃有余。总部住地是就地购置的一家倒闭的旅馆，有厨房、餐厅和大约二十个房间，设施已经破旧不堪，有的表面看来还好，其实已经被白蚁掏空。这里位于姆库希河边，紧靠大北公路，西南方向距离县政府所在地30多公里，距离坦赞铁路的终点站新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129公里（铁路里程），距离首都卢萨卡约360公里；东北方向距离坦赞铁路边境站纳孔德约764公里（铁路里程）。把总部选择在这里出自两个考量：一是便于去使馆汇报工作，二是便于与三个分队进行联系。
我们到达时，总部大院已经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在用铁丝网和木头做成的简易大门的门口，竖立着一个牌子，上面用中文、奔巴文（赞比亚三十一种语言中的一个大语种）和英文写着“中国铁路勘测设计队”。（陈谷华后来告诉我，这个牌子是他写的）门口有一排高大的桉树，土路上方几百公尺是一个当地人的村落；下方约几百公尺是姆库希河，河水在我们住房下方流过。刚来的时候，姆库希河就像一条小溪，溪水流到了我们住地下方时，汇集到一弯清澈见底的水潭，在这里稍事停留后继续缓缓前行。那些天，经常有当地妇女打着赤脚、头顶盆子、身后背着孩子到河边洗衣服或洗炊具。有的时候，她们背着孩子干活，有的时候，她们把孩子放下，给孩子打上肥皂浇水洗澡。那些黑孩子真是听话，听任摆布，时露笑容，感到非常开心。不久，随着雨季的到来，姆库希河才真正像一条小河，尽管河面只有十来公尺宽，但让人看到了翻动的浊流和河水流淌时发出的哗哗声响。赞比亚的雨季从12月开始，到4月结束。我们11月下旬来到这里时，正赶上干热季（旱季）和湿热季（雨季）交替，因而在十几天的时间里就有两个季节的感受。这里的旱季和雨季真是泾渭分明，几天前每天是蓝天白云，热风吹拂；几天后几乎天天都有暴雨、大暴雨或雷阵雨光顾，雨后天晴，湿热难捱。雨季是耕耘播种的季节。姆库希县是赞比亚玉米、木薯、烟草、花生等农作物的主产区之一，有不少白人农场主在这里经营，他们以家庭为生产单位，通常自己驾驶各种农用机械，只雇佣当地人做一些力气活，实行的是机械化的规模生产。当地的村民则还停留在落后的刀耕火种。在雨季到来之前，他们将丛林的灌木砍倒堆在一起，待晒干后赶在雨季第一场雨到来之前点火烧掉，用草木灰做肥料。因此，在雨季到来之前，公路两旁随时可见烧荒引起的滚滚浓烟和小鸟在浓烟周围捕捉飞虫的场面。接下来是“农忙季节”。所谓“农忙”，实际上就是扛起锄头，来到烧荒的地方，在雨后的土地上松一下土，种植上木薯或玉米。至于田间管理，勤快一点的是来简单除一下杂草，懒惰的干脆让农作物和草一起长，属于典型的靠天收。这种原始耕作方式自然产量很低，但赞比亚人并不担心，因为他们有的是土地，有条件广种薄收；遇到地里收的不够吃，就到商店买，玉米粉是他们的主食，政府有补贴，商店出售时价格很便宜。即便缺餐断顿，还可以临渴挖井，砍一串香蕉，摘几个芒果、木瓜、橘子什么的对付一下。后来，可能是到了施工的时候，有的援外人员把当地人的这种生活习性编了个顺口溜，概括成“穿衣两块布，吃饭靠大树，花钱靠野兽，建设靠援助。”工作组曾禁止这种说法，不过，传开后很难止住。雨季来临的预兆是白蚁出洞纷飞，这是我们在当地目睹的一个自然现象。傍晚时分，在我们住地周围，随处都可以看到白蚁从一个个的小洞里迫不及待地飞出，如同公园里常见的小孩在一个网状物上吹出的肥皂泡一样密集，转眼间白茫茫一片。它们离洞后抖动翅膀飞到离地十公尺左右的空中，尽情地享受难得的自由，一旦翅脱重回地面，便急急忙忙寻求配偶，继而雌雄配对交尾，你拉我拽，寻找适合产卵繁殖后代场所。这个季节的白蚁个个体型肥胖，当地人说其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和糖分，是高级营养品，并当面示范生吃。我虽然不敢品尝，但绝对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几乎是伴随着雨季来到赞比亚的。这里雨季的特点和国内的梅雨季节迥然不同。梅雨季节的特点是天空连日阴沉，降水连绵不断，时大时小；这里雨季下雨常常令人猝不及防，每天都有不测风云，天空说变就变，在密布的乌云化作电闪雷鸣和倾盆大雨之后，天空很快放晴，重新艳阳高照，人的身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雨季的到来没能阻止勘测工作按计划实施，三个勘测分队安营扎寨后，队员们迅速投入了紧张的野外初测作业。在雨季出工，即便早晨晴空万里，勘测队员也要带上雨衣和长筒胶鞋。在整个雨季，勘测一直没有间断，雨来我停，雨停我干，勘测队员的衣服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胶鞋里常常是湿漉漉的，一天下来把脚泡的雪白。午餐是馒头加罐头和咸菜，到了吃饭的时候如果下起雨来，只好等雨停了再吃；如果肚子饿了雨还下个不停，只好就着雨水填饱肚子，待雨一停接着干。雨季给勘测带来的种种困难，都没有阻挡住勘测队员前进的步伐：低洼的湿地变成沼泽，就脱下胶鞋双脚浸泡在淤泥杂草中工作；猛涨的河水挡住了去路，就淌水过河或伐木架桥；卡车在泥泞的便道上 “抛锚”，就下车徒步行走；遭遇到频繁出没的毒蛇和野蜂的袭击，经过处置后，“轻伤不下火线”……除了需要克服雨季带来的在丛林中勘测的困难，勘测队还遭遇到来自白人农场主的阻扰甚至破坏。一分队勘测的线路段有几处要通过姆库希县白人经营的私人农场。受西方舆论的影响，不少白人对中国抱有成见，认为中国人是“脱掉军装的解放军”，到这里来是搞“共产主义渗透”，于是采取种种方法阻拦勘测队在农场内勘测：有的人故意将拖拉机停在路上，不让勘测队的汽车通过；有的人恶意破坏，勘测队前一天插上的红白小旗和钉上的木桩，到第二天不见了踪影；有的人唆使其雇用的当地黑人与勘测队员发生冲突，自己则躲在后面“坐山观虎斗”；更有少数人竟然放出看门狗，围着勘测队员狂吠不停……得知发生这类情况后，赞比亚政府十分重视，当地政府迅速干预，连交通部长也出面连续几天亲自到白人农场主那里去做工作，致使勘测工作得以通过白人农场。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由于勘测队同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对当地工人平等相待，对农作物秋毫无犯，逐渐改变了当地人民和许多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勘测过程中不仅阻力明显减少，而且在遇到困难时，当初见到中国人就躲闪的当地人还主动出手相助，如帮助勘测队当向导带路，帮助修路和帮助推出陷入泥地的汽车。1969年7月，勘测队完成了初测工作。在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中土公司）档案馆，一份保存的《勘测设计情况简报》记述了当年赞比亚段勘测设计队在雨季的工作情况：“整个初测阶段正处于赞比亚大雨滂沱的雨季，大雨给勘测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方向无法辨认，地形无法测定，而地面上那些茂密的树木、荆棘、荒草又阻挡着人们前进。援外员工与当地工人只有用艰苦的劳动来清除那些绿色屏障：大树用锯子伐，小树用斧砍，高草要割掉，低草要踏倒。每做一个断面，不知要伐倒、砍倒掉多少树木和荒草。在砍伐那些茂盛的野生植物时，隐藏在树丛与草窝里的野蜂、毒蛇、昆虫，不断向勘测队员袭击。有的同志被野蜂螫了，脸肿得像面包，眼睛胀得睁不开；有的同志被毒蛇咬了，在服过、涂过蛇药后，继续坚持工作。雨季的天气变化无常，大雨说来就来，铺天盖地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大雨一停火辣辣的太阳立即露出脸来。同志们作业时身穿雨衣，脚蹬胶鞋，暴雨来临，上浇下泡，里热外凉。雨停日出，上晒下蒸，全身发胀。”
当三个分队在雨季中进行初测时，我一直在总队工作，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和王永生轮流在医疗门诊室担任翻译。当时，在勘测设计队的总队和三个分队，都配有随队医生，我们到达这里不久，碰到附近的村民到驻地求医，病人治好后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病人接踵而来。为了帮助当地病人解决缺医少药的困难，勘测队决定在总队和三个分队开设门诊室（分队的门诊室设在帐篷里），免费为当地居民看病，于是在门诊室为医生和病人做翻译就成了翻译人员的主要工作之一。赞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多数村民不能用英语沟通病情，碰到这种情况就请赞比亚政府派驻总队的行政助理（我们简称为“大官员”，对“大官员”委派的驻分队负责人则称为“小官员”）或病人中懂英语的人当“二翻译”，把部族语言翻译成英语，我们再把英语翻译成汉语告诉医生。由于我们的医生都是各个医院挑选出来的技术骨干，对病人服务态度好，不怕脏，不怕累，对所有病人一视同仁，都精心进行治疗，加上病人很少看病，基本上没有什么抗药性，用药后疗效特别显著，由此产生的叠加效应使中国医生的名声不胫而走，附近村民闻讯后，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寻医。特别是我们的医生用针灸疗法不同程度地恢复了几例聋哑病人的听说能力后，经当地主要报纸和广播电台在报道中用“神针”一形容，影响更是波及到赞比亚各地，前来求医的病人人数急剧增加，连远在卢萨卡和恩多拉的政府高官、国会议员、印度裔商店老板和附近的白人农场主也慕名而来，加入到了看病的行列。每天早晨，诊所还没有开门，走廊里外就挤满了病人，他们中大多是带着孩子的妇女和老人，一些远道而来看慢性病的病人干脆住在附近的村子里，等做完了一两个疗程治疗后再回去。在我们诊治的病人中，妇科病、性病、关节炎、疟疾、肝炎、支气管哮喘患者占很大比例，还有是被火烧伤、或被开水烫伤的儿童，所有这些均与当地人的生活习俗、卫生条件、生活水平和气候变化有关。坦桑尼亚段勘测设计队的情况同我们这里差不多，北京世纪地坛医院退休医生周建飞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每天早晨起来，帐篷外跪了一地前来看病的人，黑压压一大片。有100多人，有内科病，也有外伤、便秘、疟疾、感染、咳嗽等老年病。由于缺药，我们对烂疮用新洁尔灭加水浸泡纱布覆盖给消炎治疗，三四天换一次纱布，不到一个月就好了。这在当地影响很大，他们说中国大夫有神药。当地人便秘的多，这与他们不吃蔬菜有关，患腋臭的很多，若腋臭喷上香水非常难闻，看一上午病，被熏得中午吃不下饭。”正如周建飞医生所言，在诊所里工作最大的考验是必须忍受各种难闻的混合气味，特别是腋臭。当地人患腋臭的比较多，他们习惯使用某种品牌的香皂，而我们对这两种交织在一起的气味十分敏感，特别在大热天，闻起来有一种令人窒息和要被熏倒的感觉。当然，在病人面前我们一个个必须装得若无其事，在语言和表情上丝毫不能流露出对气味的反感，否则可能被认为是对黑人朋友的歧视，如果因此造成了“政治影响”，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应该属于严重违纪，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乃至处罚。我们的医生在给病人看病时，不但要对气味显得若无其事，而且连口罩也不戴。为什么不戴口罩呢？因为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就已经指出：“还有一件怪事，医生检查一定要戴口罩，不管什么病都戴。是怕自己有病传染给别人？我看主要是怕别人传染给自己。要分别对待嘛！什么都戴，这首先造成医生与病人的隔阂。”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时也为了避免“歧视”之嫌，我们的医生在看病时，除非特殊情况，一般都不戴口罩。事实上，整天在如此环境里工作，戴口罩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还多了一个麻烦，索性不戴还要好些。总队门诊室的面积只有十几个平方米，一部分用来看病，另一部分用布帘隔开做检查。门诊室的三个医生（高景昌医生、谢医生和张医生）凭借着听诊器、体温表和血压计，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一起上，打针、换药和发药全都是自己干。如此大胆行医，在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在同中国医生的直接接触过程中，当地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一些对中国有误解的白人农场主也逐渐改变了对中国人的敌视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见到中国人就躲闪的当地人，见到勘测队的汽车陷入泥地，主动招呼村民出来帮助推车；勘测人员在经过白人农场时，阻力明显减少。所有这些，与我们初来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样一个局面的迅速打开，与门诊室医生的辛勤付出密不可分。关于勘测设计队医生为当地人治病的故事，《赞比亚每日邮报》和《赞比亚时报》常有大篇幅报道，可惜没有把剪报保存下来。好在从《参考消息》上找到当年一位驻卢萨卡的坦桑尼亚记者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中国勘测设计队所属医生为赞比亚农民服务的情况。”现将这篇发表在坦桑尼亚《民族主义者报》上的文章摘录如下：他们（中国医生）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亚洲的老的针灸疗法。这种针没有针眼，在进行彻底消毒以后插到病人身上，病人身上就有了通电流的感觉。 赞比亚的北方省份的农民对赤脚医生很感兴趣。这些医生是属于在赞坦铁路线上工作的中国勘测队的。他们一方面忙于这个重要的交通工程，一方面花时间为农民免费看病。他们的外科手术室是帐篷，设备极少。消息传出以后不久，农民从五十英里外的地方去接受医疗。 针灸疗法对于一些病是真正成功的。三个儿童的哑病治好了。有一个病人是班巴族酋长奇廷库卢。他患风湿症。他在营房诊疗所呆了一天以后称赞中国人在铁路上进行的工作和他们的“神药”。 但是在当地的居民中间得人心的是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他们眼中只有生病和想治疗的人，而没有等级或地位。对病人的这种同情的态度使中国诊疗所很受欢迎。 小组的副组长王先生在谈到这一点时说：“我们的医生对所有的人都详加检查和给予同等的治疗，而不分病人的年龄、肤色或种族。好的医药和技术如果不在医生和病人之间应用，就不能起作用。” 宗戈先生说，赞比亚人十分称赞中国人。他说：“中国人教了赞比亚人许多东西……他们尊重每一个人，而不管他的地位究竟如何。因此他们在当地人民中间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同英国人不一样，他们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原载一九六九年三月四日《参考消息》）
1969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新华社记者写的题为《披荆斩棘凝友谊》的长篇报道，介绍了坦赞铁路勘测设计队工作，文章中有一段写的是医务人员，摘录如下：中国勘测队的医务人员还积极热情地为驻地周围的村民治病。住在齐塔营地附近的一个坦桑尼亚儿童患脑膜炎，被送到中国医生的帐篷时已很危急。中国医生立即抢救，在病人脱险后又用车把他送回家。村民们感动地说：“中国人民是我们坦桑尼亚人民最好的朋友。”有的村民还到中国人员的驻地，感谢他们的帮助。村民们见到中国人员拆帐篷搬家时都依依不舍地前来送别。有一次，同中国铁路勘测设计队一道工作的坦桑尼亚汽车司机夏巴尼，在收工的路上突然得了急性肠炎，呕吐不止，一位中国人员马上把他送到驻地，经中国医生抢救，很快恢复了健康。事隔不久，这位中国人员也在工作时突然病倒，处于休克状态，夏巴尼不顾已连续开车二十多个小时的疲劳，立刻开车，把中国人员送到驻地去抢救。
一九六八年七月，当中国铁路勘测设计队要从坦桑尼亚依法卡拉搬走的时候，当地一位中年农民拿着两株香蕉秧来到了中国人员的驻地，向中国工程技术人员说：“中国专家帮我们修别的国家不愿意修的铁路，中国医生给我们治好了别的国家医生治不好的病，在中国专家身上，我们看到了深厚的中坦人民的友谊。为了纪念中坦人民的友谊，把这两株香蕉秧栽在中国专家住过的地方，一株代表坦桑人民，一株代表中国人民，让它们成长起来。你们走了以后，我们一看到这两株香蕉，就会想起了毛主席派来的中国专家。这两株香蕉秧象征着中坦人民的友谊万古长青！”
看了这篇报道后，我确实羡慕这位记者有幸听到了（或听人转述了）如此感人的赞美语言，并写进报道之中。当年我在赞比亚门诊室当翻译的时候，亲眼看到医生成功地救治过许多病人，用我们的话来说，真正做到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世界人民服务”。 为此，《人民日报》的一位记者曾特地到我们诊所采访，拍了一张高景昌医生给病人扎针灸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遗憾的是，我们治疗的对象“太老实”，始终没有讲出我们希望他们讲出的话，即便我们专门驱车进行回访，“启发”了半天，他们还是用“谢谢”两个字表达他们对医生的满腔感激之情，一点也不知道要把感谢同中国、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等联系在一起。许多年之后，我在谈起这件事时，还在不停责怪黑人朋友愚钝，没想到有人抢白了我一句：“我看你比黑人还愚钝。”见我感到惊愕，那人立即补充一句：“你就不知道多翻译一两句话帮着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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